孙应时的学宦生涯：
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8年2月出版
376页，新台币400.00元
据黄宽重先生自己说，他之选择以南宋作为学史的志业，除“寄现实于历史世界”外，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南宋“是块尚待拼补的历史地图”（《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241页，下称《探索》，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其新著《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以下略称《孙应时》，引文仅标页码），如其副题所示，正是对南宋中期变局拼图的新尝试。除《导言》与《结语》外，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奠基乡里》《学宦难兼》《党禁池鱼》与《青史播芳》四章组成，著者自称“第一主轴”，以纵向论述方式，逐次展开了传主的家族背景与乡里网络，为学出仕中的尴尬进退与人脉拓展，政局剧变下的支绌应对与人脉重组，以及晚年平反与身后褒荣。第二部分由《师承转益》与《应变世变》两章组成，著者自称“第二主轴”，前章梳理了孙应时及其学友在不同学派间转向竞合与转益多师的复杂关系，后章探赜了传主的主要学友在党禁剧变中各自应对与迥别命运。倘若抽去第二主轴，全书仅是一部扁平化单线条的人物传记，唯有借助这一横向布局，才立体化多维度地呈献了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全景与细部，可谓匠心独运、机杼自出。第三部分是两个附录，厘清了传主《烛湖集》两个版本的源流异同，考辨编制了《孙应时生平与书文年表》，为研究夯筑了文献学的坚实基础。读完《孙应时》，想起数年前读过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那册戋戋小书机巧地融汇了方志、档案乃至《聊斋》故事与足资利用的其他史料，再现了名不见经传的王氏命运，编织出康熙盛世下穷乡僻壤中低端民众的生存实况，在史氏著作中最令人击节赞赏。这部《孙应时》在材料取资上尽管未遇《王氏之死》那样幸运机缘，在以小人物摹绘大历史上却取径相似。在南宋史研究上，著者曾自道其学术旨趣：“从边缘人物与地方事务切入，从侧面理解政治问题，进而讨论社会性议题”（《探索》241页）。如果说他的《南宋地方武力》与《宋代的家族与社会》采取地方视角的话，《孙应时》则从边缘人物切入。无论何种切入，著者的研究路向“习于将历史现象与政治问题连结思考，研究内容也因此带有较强的政治观察”，即立足于政治史；但他认为，政治史研究应该突破典章制度与政治事件等传统模式，“发掘具有新意与启发性的政治史议题”（《探索》1、11、14页）；他之另辟切入口，正是开拓新议题的尝试。
《孙应时》借助边缘人物的个案研究，从学界少所关注的侧面去把握南宋中期政治问题，透过历史的分光镜，进而讨论更广泛的社会性论题，一如既往地延续其既定的学术理路。在这部学术传记里，著者“特别关注政治、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人与群体的适应、出路与最后的命运”（《探索》10页），在视野投射上更显宏阔，在深度开掘上越见邃密。
在史料取用上，著者“从文集入手，冀能以异于往昔的探讨方式，了解更为丰富多样的历史图像”（《探索》241页）。随着士人群体的崛起，兼之印刷术的发展，在宋代，即便正史无传的中低层士人官僚，其生平事迹也有机会入载文集、笔记或方志；而幸运有自著文集传世者，孙应时也绝非孤例，这就为研究边缘底层的士人官僚，提供了史料的可能性。在人物与家族研究中，著者既肯定墓志碑传等传记材料仍是必要的凭借，又自觉规避其局限与偏失，将其与史籍、文集、方志，乃至笔记等其他文献互资比勘，勾连贯通。著者对南宋文集全局在胸，谙熟于心，故在《烛湖集》通行文渊阁本之外，注意到学术价值更高的静远轩藏本。《四库总目提要》有对《烛湖集》与孙应时的评论：“史弥远受业于应时，集中与弥远诸书，皆深相规戒。殆弥远柄国，超然自远，无所假借，甘沦一倅而终，其人品尤不可及。”为表彰孙氏而贬斥史氏，四库馆臣完全误读了孙氏致史氏的书札，竟然无视孙氏去世在前而史氏专政在后的基本史实。但著者并未止步于纠正馆臣谬评的史事舛误，而是敏锐意识到：这一误读背后实质蕴含着对南宋中期史的某种偏见。这种偏见由来已久且延续至今，既有对敏感政局下的敌我式划分，也有对历史人物的绝对化评价，还有对复杂人际关系的简单化处理。久蓄待发的问题意识，兼之对《烛湖集》的深入解读，两者在撞击中为他的研究催生了新思路与新问题：以传主这样的边缘人物来展示南宋中期的时代变局。由此可见，著者之将《孙应时》定为课题并撰为专著，绝非妙手偶得，更非心血来潮，而是以全面细致的文集阅读为基础，以问题意识为前导的。在文集材料的运用处理上，著者也自有其思路方法。有鉴于南宋文集中书信占比明显增加，他推重书信对人物研究的特殊价值：“无论是掌握南宋时局，乃至理解道学追随者的个人遭遇与应对之道，这些书信都是相当珍贵的一手史料”（192页）。这些极具私密性的书信有助于研究者“更充分掌握当时士人的人际关系与具体想法，对个人乃至群体可以有更全面的认识”（271页）。孙应时存世传记的信息有限，其文集转而构成了基础史料。著者“采取最费时费心的做法，反复熟读《烛湖集》中的书文，并按年编辑，先厘清他各阶段的事迹及乡里、同僚、师友，作为研究基础”（282页）。利用书信资料研究人物的特定专题或特定时段，学界尽管已着先鞭，但将书信作为基础史料，“与个人生命史有所连结，进行长期、多角度的考察”（272页），著者却别有感悟：一是“书信所传达的真实感情在一般史籍或个人传记也难以窥见”，二是“这些面相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也就是根本的人性，并不是从数据库所得到的数据、数量所能展现的”（274页）。从文集入手，充分发掘书信的价值，这种路径与方法无疑极具启发性。人物传记型著述属于个案研究范畴，个案典型与否决定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回顾中外传统史学，传主多选诸领域的名家伟人为对像，这是名人的地位重要、影响巨大与资料丰沛等因素决定的。当代传记学虽仍肯定名人传记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摒弃英雄史观，自觉将传主范围拓展到下层小人物，凡能从某一侧面折射出历史光谱的普通人物，都足以构成传记型研究的对像。但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选择传主的前提条件却是共通的：一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二是足以形成新的研究视角，三是具备起码的传记材料。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中，家族制度也进入了重构期，中小型庶民家族成为新家族的主体。著者在《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里有意不选高门大族，而以四明与江西中型士人家族为个案，即着眼于这类家族最能代表宋代社会的一般现象；他这次别具只眼，选择孙应时为传主，显示其研究视野下移到更具普遍性的寒素小族。孙氏家族经三代努力方始由农入儒，这种小家族，既没有富足的经济后盾，也缺乏丰裕的人脉资源，其子弟只能依靠家族的倾力撑持，历经打拼，科场奏捷，最终成为整个家族释褐入仕的开启者，转型为士绅社会一分子。对两宋士农工商诸阶层的流动，宋史学界给以高度评价，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孙应时家族的转型，既表明了世代业农的寒素小族向士绅家族的向上流动在实际上有多么艰难；而传主入仕后对生计家累始终隐忧切切，也印证了即便侥幸转型，寒素士人在上升的阶层里仍严重缺乏安全感。说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既有农民、工匠、商贾阶层上升为士人阶层的向上流动，也有农民、工匠、商贾诸阶层间的横向流动，还有士人阶层跌入农民、工匠、商贾阶层的向下流动。而不同类型的流动占比率分别究竟几何，似仍未引起学界充分的关注；在缺乏阶层流动的量化实证前，学界虽不妨肯定宋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性，但似应持某种审慎度。就此而言，孙应时及其代表的由农转士的小型家族，在科举社会与家族转型中也许更具典型意义。科举制促成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宋代君主集权政体正是以士大夫官僚为其统治基础的。孙应时虽位居官僚系统的末端，却同样秉持着时代赋与士大夫群体的使命感，尽管这种使命感与其边缘性地位之间往往呈现出吊诡的尴尬。他长期沉浮于选人序列，及至跻身京官，却不得不面对庆元党禁的严酷政局，仅做一任常熟知县（也是其一生最高官职），便遭劾归里直至去世。然而，即便淹滞下僚，他仍在官关注民瘼，致力事功；在野留意时政，忧心朝局。学界研究往往聚焦范仲淹式的高官名人，但孙应时式的中低层官员却构成了士人官僚最大基数，对宋代官僚群体与官僚政治来说，也更本质地反映了历史的实相，无疑具有个案研究的独特价值。在学术思想领域，新儒学在宋代最终确立与完形。以南宋而论，在道学形成过程中，朱熹、陆九渊等大儒历来备受瞩目，但道学之为一时代思潮，实乃原创思想家与众多追随者的合力之势所汇成。孙应时对道学虽无独创性贡献，但作为追随者，不仅终身服膺道学思想，而且在地方官任上设立道学先贤祠堂并亲撰记文，不遗余力地弘扬道学。著者显然将孙应时作为道学确立过程中基层追随者的典型个案而勠力研究的。
据此而论，孙应时虽正史无传，泯然众人，却在家族结构转型、官僚系统运作、士人群体自觉与道学主潮汇聚等多维交集上，构成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的多棱面的典型性，为理解南宋中期政治、社会与学术展现了独特的新视角。全书颠覆性地将一个富涵典型性的小人物人设为细描精绘的主角，旨在彰明小人物对大历史的合力作用，让这幅南宋中期政治全景图呈现得更逼真、细致与丰富。这一个案，不仅补充并修正了学界的既有观点，也凸显了中低层士人官员的研究，“对理解学术与政治的整体发展，有其重要性”（190页）。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内外宋史学界虽已自觉将视野转向下层社会的边缘小人物，但在传达宏阔的历史时空感与细腻的人物温度感上，《孙应时》是开风气的。全书第一主轴中有三章副题分别为“孙氏家族及其余姚人际网络”、“为学仕进的左右支绌与人际的拓展”与“政局动荡下的因应与人际网络重构”，副题虽未出现“人际”或“人际网络”字样的《青史播芳》，依旧着眼于传主与史弥远及丘崈的人际关系。至于第二主轴两章，《师承转益》着重勾勒“陆学门人的师从变化与道学流派竞合”，涉及的仍是传主与道学群体的人际网络；而《应变世变》探究了“庆元党禁前后孙应时学友的遭遇与应对”，还是从传主人际网络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学友，展现他们在政局变动中的不同应对与遭际命运。于此可见，传主在不同时段与不同群体的人际网络及其变动重构，乃是贯穿全书的聚焦点。社会学中有“社会联系”（social bond）概念，与现今流行的“人际网络”有相通之处。从社会学角度，人际网络可以划分不同的群体与层级，层级往往是逐次向外推延的，例如从家族网络扩大到地域网络；群体则可能互相交集，例如学术网络、教育网络与官场网络之间就存在着部分的重叠。孙应时先世务农，族绪寒微，包括家族关系的人际网络相对简单，但自农入儒起，教育网络遂令其人际网络逐次开拓，孙氏与受教的乡先生胡氏及胡氏妻族莫氏之间，由师生关系进而结成姻亲关系，促成其家族兴起的契机。而传主在及第以前与出仕待阙期间均授业故里，还与史弥远缔结了师生关系，他也随之向外延展了教育网络，不仅在地域网络上从故乡余姚拓展到明州，而且为官场网络积储了人脉。宋代教育网络中，既有传主曾经就学与执教的村塾乡学、讲堂书院等私学系统，还有州县学、太学等各层级的官学系统。孙应时及其诸多学友，乃至师长（例如吕祖谦、陆九渊与张栻），都曾在太学就读或讲学，藉以构织成亲密的教育网络，这一网络与他置身的学术网络、官场网络互有叠合或绾结。通过对传主各种人际网络的索隐勾连，著者首先将其家族转型置于人际网络的视域下，认为教育是孙应时式寒微家族“缔结人际关系的第一张网络”（39页）；继而将教育网络的扫描逐次外延与上推，强调太学作为多元开放的人才聚养所，对孙应时式的学子士人“扮演着智识与人际枢纽的角色”（185页）。全书通过对传主各种人际网络的全息扫描与错综钩隐，获得上述判断，不仅结论令人信服，研究思路也给人启迪。借助于学术网络的绵密梳理，《孙应时》对南宋道学成形过程的研究，在同类著述中别开生面。著者揭示传主最初虽是陆学门人，随后即从学于吕祖谦，也有意追随过张栻，又以官场网络与朱熹形成学术互动，并始终与之保持着过从与尊重。类似这样在学术上兼容诸家、转益多师的道学追随者，孙应时决非特例，纵观与其有关的陆学网络，不仅一般的陆门学友，甚至公认笃守陆学的杨简、沈焕等“甬上四先生”与朱熹、张栻、吕祖谦、薛季宣也都往来互动，转益多师。不仅如此，隶属金华学派的吕祖俭，出身湖湘学派的项安世，从学永嘉学派的周南与王柟，在学术网络上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以孙应时为中心，著者全方位搜索了传主身处的学术网络，不仅“跳脱以大儒为中心的思想史视角”（121页），也揭明了南宋道学在最终定型期（宋孝宗淳熙朝至宋宁宗开禧朝）的全息图像。概括说来，一方面，开宗立派的大儒之间“虽有思想学说分歧、对立的一面，重要的特征却是透过相互交流辩论，彼此竞合，兼容并蓄”，“藉以修正或充实论点”；另一方面，一般的道学追随者也得以“有丰富的机会向观点不同的大儒问学请教”，“显示士人具主动探询知识的动力”，“门人师生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也因此出现多方从学的有趣现象”（181页）。鉴于孙应时的学统，著者着重考察了陆门弟子转益他师对陆学发展的考验，认为陆学正是在先后两期分别应对来自吕祖谦及功利学派与朱熹学说的挑战中最终形成的。著者指出：道学诸派正是在这种竞合、挑战、应对、自立中，由“发展初期的兼容并蓄逐渐转向对立、门户森严，且愈演愈烈”（184页）。《孙应时》所摹写的道学思潮全景与所剖析的道学门户成立，较之学界成说，显然更明晰、真切与深刻。著者将官场网络引入官僚系统研究，突破了学界迄今偏重制度层面及其运作程序的限囿，不啻为这一研究另辟蹊径。宋代官僚群体内虽无中唐以前门第族望的畛域，但荫补与科第，文官与武官，选人与京官，其换资、考课、升迁与补阙仍然差序森严。随着取士名额不断增加，中低级官僚层员多阙少现像雪上加霜；能否在资序上从选人序列跨入京官序列，成为他们的仕途能否拥有继续上升的大坎。孙应时自及第至去世的三十一年间，有近二十年在等待实阙或提举祠官的乡居赋闲中渡过，有时连家计都陷入困顿。作为出身寒素的下层官员，传主在学宦难兼上的进退维谷，在谋阙、迁转上操之于人的左右支绌，以及为此对官场网络的苦心经营，这种下层官员的无奈艰辛，确是宋史学界少所关注的。以往在评价宋代科举制度与职官制度时，学界总是过度肯定进士及第即释褐任官从而大受优遇的那一面；而实际上，孙应时这样尚处选人层级的下层官员，在南宋连年赋归候阙的情况越演越烈，近年面世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也足资印证。正是通过对孙应时官场网络的钩索，著者认为所谓改官程序就是官员人际关系的见证，进而提醒“人际关系在荐举中具关键地位”（84页）。他在2018年演讲《南宋史研究的再展开》时呼吁：研究南宋官僚体制，仅重视科举制还远远不够，荐举制是亟须关注的新议题。官场网络在官僚体制研究中有其特殊价值，但必须将其置于具体时局环境下进行细致入微的动态把握，切忌对其作恒定的静态理解。与史浩、史弥远父子缔结的人际网络，对传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著者循着孙应时的生命轨迹追踪了他们交往的全过程，揭明了堪称亲密的双方互动。正是对传主所处官场网络的历时性追踪，著者认为：在孙应时亟待仕进时段，史浩已年老致仕，史弥远尚未显达，“史家父子在积极面未能襄助孙应时平步青云，在消极面也无力化解政局骤变下孙应时所面临的困局”（266页），倒是与史氏往来密切的丘崈邀其入幕，令其终于“突破仕进的困境，孙应时也协助丘崈达成压制吴氏势力的朝廷使命”；而传主身后之所以先获平反表彰，继有文集行世，则“旧日弟子、当朝宰相史弥远应当有相当的影响”（265页）。著者将孙应时与史弥远的师生关系回归到他俩“所处的时代脉络中检视”（242页），得出的论断自然是无可置疑的。
当政局剧变猝然而至，官场网络与学术网络必然随之激烈震荡，其成员也会从自身的处境考虑与价值立场出发，抉择各自不同的应因方式，令原先的网络结构急遽分化与重新整合。在南宋中期史上，孙应时亲历的庆元党禁不仅是最酷烈的政治地震，而且直接影响到道学的命运。著者全面抉发了传主及其同僚学友在应因这场大变局时所呈现的多元面相，既真实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动态再现了官场网络与学术网络所受到的冲击与动荡。当政局骤变、党禁乍起之际，正是孙应时刚脱选阶、新晋京官之时，鉴于原官场网络中奥援出局，作为官僚体系的下层官员与道学追随者，为能保全仕途，与原网络的旧识故交适当保持距离，“不再如党禁前积极实践道学理想，而是将心力放在重新搭建仕宦的人际网络”（86页），甚至向党禁参与者寻求倚靠，纾解困境。而党禁局势略见缓解，他便主动与原网络中朱熹、丘崈等师友联系，主政常熟时仍致力于地方教化与学术传承。由于党禁后坐力的强力冲击，孙应时终遭劾罢，他在政局剧变下因朝中无人而四顾无助，那种在道学理想与仕途考虑间的拿捏掂量，那种在维系旧网络与经营新人脉间的左顾右望，都生动揭示了大变局下小人物的无奈与酸楚。在传统专制政体下，蓦地陷入政治浊浪的恣意摆弄，传主那种进退失据的应对与身不由己的命运，令人既不难与之感同身受，也必然报以一掬同情。庆元党禁不仅对孙应时，对其人际网络中其他同僚学友同样是一场炼狱式的考验。著者从传主身处的官场网络与学术网络中甄选了五位中下层官员，深入考索并评述了他们的因应策略与遭际命运：吕祖俭作义愤抗争而死于贬所，项安世为摆脱窘境而不保名节，石宗昭则微调立场而继续仕途，周南以左右摇摆而数度起落，王柟随奥援沉浮而罢复无常；同时辅以传主与他们的互动，藉以“从个体角度投射出党禁风暴中一般士人官僚的境遇实况，揭显往昔侧重群体研究较不能企及的面相”（192页）。面对同一场政治风波，决定传主及其学友之所以采取不同应对方式，其原因相当复杂而微妙，既有性格与理念的驱动，也有家世与师从的影响，还包括个体独具的境遇与地位的作用，实乃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显然与各人所能拥有的人际资源密不可分”（238页）。通过对庆元党禁中官场网络的动态研究，著者彰显了久为学界忽视的两个面相。其一，这场大变局的卷入者，其“个人命运与群体关系并非传统研究刻划出的前后一贯、二元对立，反而是不同个人为因应政局变化，透过各自的人际网络，采取了多元的响应对策，其情况相当复杂”，有力质疑了“道学与官僚两个群体的对立印象深刻主导着后人对庆元党禁的论著模式”（237页）。其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相对业已拥有学术地位与家世背景的名儒高官，“中下层士人官员所受冲击显然更为强烈”，他们缺乏有力的家族后盾与丰裕的人际资源，“多方开展关系或回避旧有渊源，以分散风险、趋吉避凶，自然是可以理解的”（240页）。确实，在党禁恶浪不期而至时，正人君子在劫难逃固不待言，但受祸最烈的，并非朱熹那样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反而是孙应时这样无所倚傍的小人物；在极权体制下，类似历史现象往往是一再重演而屡验不爽的。 作为研究型人物传记，《孙应时》的属性与笔法都是史学的，却并未忽略文学性诗歌的史料价值，附录《孙应时生平与书文年表》里就有数则诗歌系年，正是借助传主的诗歌，著者成功钩稽了孙应时与史弥远的师生关系。然而，据笔者对文渊阁本《烛湖集》有限的检读，发现仍有不少诗篇经过考索是可以系年编入附录《书文年表》的；而在以诗证史与借诗传神上，也还有推进的空间。这一空间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补充具体史实。例如，淳熙九年（1182年），孙应时在黄岩尉任上与提举浙东常平朱熹“一见即与定交”，其时朱熹正激烈弹劾知台州唐仲友。同时作为双方的属官，传主在与朱熹定交之时，却赋诗颂扬唐仲友造桥利民，并给出最高级的点赞：“民留我侯，敢与帝争，我帝我侯，眉寿无疆”（《烛湖集》卷十四《江有梁》），在朱唐之争中其左袒倾向大堪玩味。《烛湖集》卷十五《送张敬夫栻》五首，追记与张栻的亲密交往，颇有“亲意许从师”、“挟经问疑义”等细节描述，也能牵绾起传主后任遂安县令时为张栻立祠的情感纽带。绍熙四年（1193年），孙应时出任制府幕职，追随丘崈入川，确是其仕途的亮点与转折，著者也已着力钩稽出传主为消弭吴曦世袭企图而几近湮没的事功。但《烛湖集》卷十五、十七、十九存有数量可观的入蜀诗作，倘能充分运用，既能进一步凸显孙应时与丘崈的亲密关系（例如《和制帅效谢康乐体》有“幕画谅何取，世用实已迂”云云），也能大致还原其在蜀行迹（上引三卷颇有纪行诗可资利用），更能曲尽其舒畅的心境（上引诗有“下客一何幸，穷途非所虞”，卷十九《制司请都大会食》有“休辞腊酒十分醉，要唤春风一夜回”，都堪称佳例）。显见，这类诗作都有助于探微孙应时的人际网络。其二，钩隐幽微心态。在党禁讳言之时，传主某些非酬赠类诗作隐藏着最私秘的心态，其价值比往来书信更值得珍视。例如，庆元党禁方兴之际，孙应时谨慎自保，另寻依傍，好不容易获得知常熟县的出缺。《烛湖集》卷十七《三月八日挈家赴官常熟》与《九日偕同寮至破山还饮誓清亭》即作于此时，一则说“宦情真漫尔，世路亦悠哉；事业鱼千里，文章水一杯”；再则说“薄宦惊离合，浮生任醉醒；明年应话我，千里越山青”，感叹事业虚空，薄宦惊心，醉醒自知，时欲赋归，大变局下矛盾复杂而苦涩迷茫的心态跃然纸上。又如卷十五《元日自警》，原注作于庚申，恰是党禁厉行的庆元六年（1200），其诗云：王春肇嘉气，天命未敢知。
四十六年非，今日正一之。
昭昭汝初心，敬戒以自持。
神明监屋漏，此语不可欺。尽管党禁严酷，“天命未知”，他自诫仍应不改“昭昭初心”，不欺神明，“敬戒自持”，这种坚守底线的认知，也颇能说明问题。紧接在下篇的《自警》也作于党禁之中：忿燥肝或裂，惧剧胆能破。
吾身幸无苦，及兹无乃过。
虚中阅万物，谷响聊应和。
可令蟇蚀月，竟作蚁随磨。前二句自述对党禁的恐惧感，甚至以肝裂胆破来形容；次二句额庆幸免于难，但求无过无苦；五六句表达无奈的选择，甚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最后哀叹在时局逆转下，自己犹如磨盘上蚂蚁那样渺小，只能随磨而转。这种历史大风涛下小人物的幽微心曲，即便致函友朋时也未必敢袒露的。《烛湖集》卷十四《读朱晦翁遗文凄怆有作》大约作于庆元六年（1200）朱熹死后的嘉泰初年（1201），他在诗里始则盛赞“先生千载人，浩气隘穷壤”，终则倾诉“百年非所知，常如侍函丈”，私下表达对朱熹矢志不渝的追随，其心志更不容忽视。倘能细绎《烛湖集》全部诗作，尽最大可能考辨系年，也许更能裎露孙应时在政局剧变下那种惶惑无助与挣扎自持的复杂心态，触摸到他作为小人物的情感脉动。作为一部学术型传记，《孙应时》以一个边缘人物凸现一段多变的时代，抓住了社会政治的时代主题，出色完成了研究的目标，对宋史，尤其南宋史研究具有示范价值。这种示范价值主要在于研究法门与学术路径的启示，而并非提倡学界简单摹仿这一类型的研究，藉以撰成专著型的边缘人物传记。人物研究的前提条件，必须有足够的史料，类似孙应时那样有充实的文集足供研究取资的边缘人物，在宋代虽非绝无仅有，毕竟凤毛麟角的。后来者倘若希冀仿效著者巧取捷径，复制类似的个案研究，虽不是绝无可能，却不宜过于奢望（当然，这仅就专著型研究而言；至于边缘人物的专论式研究，仍有充分的余地）。随之也引出另一层感想。无论专著型还是论文式的人物传记，都归于个案的范畴，在体式与内容上有其特定的限制，在史学方法上属于枚举例证法，个案再有典型意义，仍有其局限性。进而言之，借助典型个案引出的结论，倘若能与群体研究相互印证，其普适性必将更上层楼。在《孙应时》里，著者专列一章研究了传主五位学友在党禁变局中的应对与命运，其用意既在置人物个案于群体网络中，也旨在突破个案藩篱进而展现群体的多元面相。著者选择的对像，显然蕴涵类型意义，但也不能取代对庆元党禁中整个中下层士人官僚群体的全面研究。指出这点，并非要求《孙应时》承担额外的任务，而是强调对中下层士人官僚群体研究，对边缘群体的研究，群体归纳法仍然有其用武之地。而群体研究必须汇总足够的样本数据，需要对全部样本仔细比勘，进行类型的区分，然后引入恰当的方法，诸如动态变化的考察或统计，这样获得的判断，与《孙应时》这类典型个案引出的结论对照互证，必能更有力地修正以往的偏见，从而逼近历史的实相。
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